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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今年4月,佐藤郁夫(Ikuo Sato)站在東京一個法庭上,向世界宣布自己是同性戀。
在擁擠的庭審現場,他描述了自己作為一個年輕男性的焦慮,在充滿約束的日本社會中苦於難以表達自己的性態。他說,如果修改法律允許同性婚姻,或許「我們的社會可以讓下一代不必有再有這種感受」。
在法庭某處,他的伴侶靜靜地守望著,不想引起他人注意。他的家人和同事還不知道他是同性戀,他希望——至少是現在——能保持這種狀態,因為他擔心在工作中受到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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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伴侶的故事,集中反映了塑造日本各地同性戀者生活的種種矛盾。
在許多方面,巨變已經發生。佐藤和他的伴侶,以及另外五對尋求同性婚姻得到承認的伴侶在今年提起的訴訟,在日本尚屬首例。近年來公眾支持的激增,使同性婚姻似乎突然變得可以企及。地方政府越來越多地承認同性伴侶關係,就連以刻板著稱的日本企業也開始站出來支持他們。
但在其它方面,這些成果仍然不切實際。同性戀者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要他們遵循沉默、壓抑的社會規範。在這樣的社會裡,許多父母和企業員工仍然對自己的孩子和同事是同性戀感到不適。而掌控國家的保守派政客卻頌揚其時而僵硬的文化傳統,拒絕觸及這一問題。
「日本人認為我們應該承認同性婚姻,」今年7月成為首位當選日本議員的公開同性戀者的石川大我(Taiga Ishikawa)說。但他也表示,執政黨裡的一些政客「在這個問題上仍有過時觀念」,他還說,人們錯誤地認為「同性關係是一種『愛好』或是會加劇出生率的下降」。
最近的一項調查反映了這種分歧。調查由日本廣告巨頭電通集團(Dentsu)進行,結果發現日本男女同性戀群體中有超過一半的人對出櫃有顧慮。然而,調查還顯示,在60歲及以下的群體中,近80%的人支持同性婚姻。
這種在短短几年內就上升了20多個百分點的廣泛支持,源於日本趕上了其它發達國家的進程,也經歷了許多人所說的LGBT意識「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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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者們將輿論支持的高漲視為一個契機。
年過四十的插畫家、維權人士小野春(Haru Ono)和她的伴侶西川麻實(Asami Nishikawa)住在東京郊區,她們一直認為自己不能結婚是不公平的。但她們對這些主張保持沉默,因為擔心如果公開關係會導致她們的孩子——現已成人——在學校受到欺凌。
在醫院的一次爭執徹底改變了她們的想法。當時西川帶著小野的一個孩子去做檢查,工作人員拒絕讓她為男孩辦理入院手續,稱孩子必須由「真正的家人」陪伴才行。
佐藤幾雄在東京。
佐藤幾雄在東京。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那次經歷「讓我困擾了很久」,小野說。當得知自己患上乳腺癌,她的焦慮加劇了,並開始害怕在她接受治療期間,她的伴侶可能不被允許陪在她身邊。
小野說,多年來律師一直告訴她們,現在不是為了爭取婚姻權而起訴政府的「好時機」。然而時機突然就來了。今年2月,他們聯合另外12對日本伴侶一起提起了訴訟。此後,更多人也紛紛效仿。
去年夏天出現了一個激勵人心的時刻。在接受保守派雜誌《新町45》(Shincho 45)的採訪時,議員杉田水脈(Mio Sugita)斥責男女同性戀者是不肯生育後代的「無生產力」社會成員。杉田推測若承認同性婚姻,可能導致正面臨日益嚴重的人口危機的日本社會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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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東京的加拿大律師亞歷山大·德米特連科(Alexander Dmitrenko)是同性婚姻的知名倡導者,他表示杉田的言論被廣泛傳播,讓更多人意識到了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歧視。
「這就好比是日本的石牆事件,」他所指的是1969年因為警方搜查及隨後的抗議所引發的美國同性戀平權運動。
他說,今年5月台灣通過了亞洲首個同性婚姻法案,這進一步刺激了許多日本人,他們一直以自己是該地區領先的民主政體為榮。
廣島修道大學(Hiroshima Shudo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河口和也(Kazuya Kawaguchi)注意到了日本的LGBT「興起」,他提到了兩部講述男同性戀生活的電視劇——《大叔的愛》(Ossan’s Love)和《昨日的美食》(What Did You Eat Yesterday?)——在今年夏天意外爆紅。真人秀《粉雄救兵》(Queer Eye)也有四集將背景設在日本。
電視劇「改善了人們對同性戀伴侶的印象」,河口表示,劇集的「拍攝方式及所使用的語言都易於理解」。
與此同時,日本企業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它們開始接納同性戀消費者,並穩步增加對同性戀員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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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還是有很多人對支持同性婚姻的政治活動望而卻步。
2018年9月,日本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Japan)發布了一份意見書,稱同性婚姻合法化將使日本更具海外人才吸引力。67家機構已經簽署了這份聲明,但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是日本企業,比如松下(Panasonic)和建築材料製造商驪住(Lixil)。
雖然日本國內媒體對外國社會規範變化的報導「引發了大量討論,但在日本的企業工作場所或家庭環境中,還是很少有人願意出櫃」,63歲的勞倫斯·貝茨(Laurence Bates)說。他去年被選入松下董事會,是日本大型企業中為數不多的公開同性戀董事之一。
從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26個日本地區的統計數據中,也能明顯看出這種矛盾情緒。根據反工作場所同性戀歧視的非營利組織「虹色多元」(Nijiiro Diversity)宣稱,截止今年10月,只有617對伴侶登記了伴侶關係。然而倡議者指出,登記過程充斥繁文縟節,且並沒多少實際好處。
在國家層面上,執政的自民黨拒絕審議由反對黨提出的修改民法、承認同性婚姻的法案。
自民黨堅持認為,要使同性婚姻合法化,就必須修憲:憲法第24條聲稱「婚姻只能以男女雙方同意為基礎」,保守派認為這一措辭設定了婚姻參與方需要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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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論點已經開始顯示出弱點。日本律師聯合會(Japan Federation of Bar Associations)已經否定了這一立場,今年9月,一個地方法庭承認兩名同性者適用普通婚姻法,這在日本尚屬首次。在判決中,一名女性因其女性伴侶出軌獲得了傷害賠償。法官表示,憲法第24條的措辭並未禁止同性伴侶的結合。
代表佐藤、小野以及其他同性伴侶的律師們希望,他們的訴訟可以讓政府更難繼續堅持其主張。
不過,該案的首席律師、非營利組織「日本全民婚姻」(Marriage for All Japan)負責人寺原真希子(Makiko Terahara)表示,法院可能要花幾年時間才能做出判決。
寺原真紀子是一名東京律師。
寺原真紀子是一名東京律師。 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是個重要的手段。當然,如果國會能先通過修改民法使同性婚姻成為現實就更好了,」她說。
對這些伴侶來說,法律的改變來得越快越好。
「我認為我必須參與這場訴訟的首要原因,是我想讓我的孩子知道,我們成為一家人是沒問題的,」小野說。
「在家裡,我們是個自然的家庭,但在外面,我們有時候卻不被當作一家人來看待,」她還說。
佐藤在一家旨在促進HIV教育的非營利組織工作,他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看到改變發生。他是HIV陽性者,還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我希望在我活著的時候就能實現,」他說。
他希望,同性婚姻合法化能鼓勵他的伴侶在同性戀群體之外的場合表達性取向,向家人和同事敞開心扉。
他在法庭上說,「在我死之前,沒有什麼比與我的伴侶合法結婚,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配偶更幸福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