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數百萬異性戀者與同性戀者結成夫婦，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的醫學研究工作者張北川了解了其中一些故事。大部分故事都涉及欺騙，有時還會有暴力和性傳播疾病。但本周接受郵件採訪時，張北川說他在考慮這種婚姻帶來的欺騙、情感及身體上的痛苦是不是可能在——慢慢地——減少。
「自2013年開始向我諮詢至今的一位妻子告訴我，就在5月里，她的正上高中的女孩嚴厲斥責了她丈夫，」張北川寫道。「那位女兒對她丈夫說，『你害了我媽媽這麼多年。我完全不歧視同性戀，但你們出來結婚害人，這是非常卑鄙的』。」
對於張北川來說，這種開放的交流說明，至少從年輕人身上來看，「中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
在中國，由異性戀者與同性戀者組成的夫婦大約涉及4000萬人，大多數有關此類婚姻的研究都側重於異性戀女性，她們不知道自己嫁的是男同性戀者，認為自己是受害者。但中國研究人員已經開始關注另一個性別：娶了女同性戀的異性戀男性，這是說明時代變化的另一個跡象。
在中國，嫁給男同性戀的異性戀女性被稱為同妻——由中國對男同性戀的稱呼「同志」和「妻子」兩個詞語結合而成。娶了女同性戀的異性戀男性被稱為同夫——「同志的丈夫」。
在過去三年中，社會學家唐魁玉帶領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發表了大約10篇有關異性戀者-同性戀者婚姻的論文。但在12月，唐魁玉和他的學生、該校研究員于慧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罕見地將同夫納入研究範圍。
一篇題為《「同妻」「同夫」婚姻維持與解體的比較》的觀察報告寫道：
「同夫問題的嚴重性不言而喻。同夫並不在少數，只是由於男性相對於女性較少在網上互動訴苦、部分同夫並不清楚自己同夫身份等多種原因，同夫群體不像同妻群體集中出現於網絡中。」
由於很難找到願意自由討論自己的婚姻狀態的人，研究人員表示，他們主要利用網絡資源，比如那些幫助人們尋找性伴侶的自助小組或網站。研究人員承認，這致使他們的數據偏向於那些清楚自己的情況，而且可能正在尋求改變的人。他們採訪到了200名同妻，但只採訪了10名同夫。
但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研究人員寫道，總的來說，同夫在很多方面似乎比同妻的境遇好。
他們發現，與異性戀女性因為同性戀丈夫而感染性傳播疾病相比，異性戀男性因為同性戀妻子而感染性傳播疾病的幾率較低。同夫婚姻中伴侶間的性行為更多，其原因可能是男性要與態度勉強的女性發生性行為，要比反過來容易得多。
同夫離婚會更容易，往往也會更快選擇這麼做，因為他們普遍比女性更有經濟保障。如果他們在生命的晚些時候發現妻子是同性戀，相對而言，他們比較容易再婚和生育子女，而對於與同性戀男性結婚的較為年長的女性而言，組建新家庭往往比較困難。
他們寫道，因為這些原因，同夫比同妻提出離婚的可能性也更高，所以減少了此類婚姻的數量。
「目前我國對於『同夫』問題還沒有進行專題性研究，因此對於『同夫』群體數目沒有統一準確的調查與統計數據，」唐魁玉和他的團隊寫道。「但可推斷我國『同夫』群體數量可以達到200至400萬，這已是最保守估計。」
據張北川估計，巨大的社會壓力已經導致80%的同性戀男性（大約1600萬人）與女性結婚。家人對他們繁衍後代的期望也是壓力的來源之一，尤其當他們與當今中國許多處於適婚年齡的男性一樣，是家中獨子的時候。
這些婚姻背後有一系列複雜因素，其中包括中國有數十年歷史的獨生子女政策、對養老問題的擔憂，甚至包括對合法生活和工作地進行限定的戶籍制度。唐魁玉說，這些因素都促使同性戀——不論男女——結了婚，並保持着結婚狀態。
研究員的一篇論文提到了一名與城市男同性戀結婚的農村女性——她這樣做是為了得到夢寐以求的城市戶口。後來，當她質問他的性取向時，他反駁道：「你不就是想要一張城市戶口嗎？如果我不是同性戀你覺得我會娶你嗎？」
 唐魁玉說：「在中國的話，現實問題的考慮的影響，那肯定是比在西方國家大得多。」 
張北川同意：「中國的男同群體和西方不同，」那裡的男同性戀可能會保持單身，或者在同性婚姻合法的地方，與另一名男性結婚。「中國的男同群體也是帶有農業社會的烙印。」
唐魁玉和他的團隊說，在中國，同性戀與異性戀伴侶結婚的其他原因還包括：
——許多人在結婚之後才知道自己是同性戀，因為中國文化不願意談論性，而且學校里也缺乏性教育。
——由於同性婚姻和代孕都不合法，許多人就選擇了結婚生小孩，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家庭希望他們這樣做，而且還因為他們擔心自己會孤獨終老。
——由於社會安全體系建立在子女將作為家中老人的主要依靠的觀念之上，許多人會害怕沒有子女的生活，以及隨着年老而到來的貧窮。